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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渠道,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

采药、配方。我崇敬他,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。就这样过了五年,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,我认了命,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。从我懂事以来,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。唯有一次,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,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。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,身子簌簌抖着,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,说:“崽子,你还没有学会做人,做人!”看着父亲身子颤抖,我很后悔,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。当时父亲说:“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,就图了个清白。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,你别忘了。”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,我竭力地推辞着,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。我绝望了。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,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,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。我说:“高中都不让我读,还让我读大学?”他们互相望一眼,都不做声。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,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,垂着头在灯下一枝接一支抽烟。我装着睡着了,咬着被子,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。清早父亲对我说:“我下山走一趟。”就进城去了。晚上回来喘着说:“你可以考,我问了,你可以考!”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,皮都破了,血渗了出来。
  我的确是拱不起石磨,甚至没想到石磨有这么沉。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可能,没有渠道,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有平等的前提,怎么可能对话?下次去公园再见到屈文琴,我怕自己犹豫,一见面就把调动的事情告诉了她。她吃惊道:“大为,谁在弄你呢?”我说:“谁弄我?我自己愿意去的。”她说:“人人都想往中心靠,你倒离中心越来越远了。上次你听了我的,陪我一起去看看沈姨,也不至于这么惨。”我说:“我没认为自己惨,中医学会的工作还单纯些,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书。”她说:“大为你这样安慰自己那是骗自己。谁不知道离领导近的地方什么都有,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?别人往中间挤都挤不进,你在中间还没站稳,被挤出来了。”我不高兴说:“领导是一个人,我也是一个人,凭什么叫我靠近他?他怎么不来靠近我?”她说:“天天坐皇冠是一个人,病死了没人抬也是一个人,这都是你看到的,一个人跟一个人是一回事?”我说:“要我做丁小槐那副嘴脸,我做不出。要我那样还不如宰鸡似的一刀把我宰了。我血管里流的血都跟他不同,你要我把血换掉?说句大话我有那一份高贵,放不下那个架子。”她说:“有水平的人不要做那副嘴脸,但总要不动声色地体会了意图顺着去想去做,想达到目标不付出那是不可能的。说到高贵,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高贵,上去了不高贵也是高贵,下来了高贵了也是不高贵,高贵不高贵要看现实,不能看自己的感觉,你说呢?”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凉了半截,高贵不高贵竟可以如此现实而庸俗?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,它病了吗?照这么说起来,屈原司马迁陶潜杜甫曹雪芹们一生潦倒,倒是没什么高贵可言了?她要带我去见沈姨,把这件事挽回来。我说:“我又要起身去寻那把砍排骨的刀了。”她坚持要我去,我偏不去。她说:“大为你要看清形势的严峻性,人一挫就是几年,几年以后还有机会轮到你?”我说:“我去了立马就有机会我也不去。”她一跺脚说:“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!”我说:“我就是这种人,你要改变我,那不可能,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,除非到医院动手术把我的血全部换了。”她说:“会有人给你动手术的,到时候别人不换你自己也会换,不过那时候就太晚了,看你这一辈子怎么办?”不再说话,把身子移到远一点的石头上,望着我。我也望着她,却不动。这样对望了有半个小时,她站起来说:“我去了。”我的头似摇似点地动了动。她说:“大为,你要小心。”就转身走了。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。
  我低头不语,想着自己的确是需要一个表演的舞台,读书人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舞台。没有舞台,就惶惶不可终日。晏老师给我倒茶说:“这茶慢慢就品出味道来了。”我说:“我没品出什么味道。”,他说:“那你的感觉太粗糙了。君山毛尖呢,看茶叶都是立着的,湖南一个朋友带给我的。”我举起杯子瞧了瞧,果然是立着的。我说:“好茶叶它都有个气性,它立起来。”他说:“那些人的气性景仰景仰是可以的,学是学不得的。我景仰了一辈子,学了一辈子,怎么样?”他说着捏一捏自己的手腕,又抚一抚胳膊,似乎是怜惜自己,又似乎为自己感到遗憾。好一会他说:“再杀一盘?”
  我盯着如来的像看了很久,想看透那神秘微笑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我明知道那种笑意只是出自工匠之手,可还是摆脱不了一种神秘之感。和尚说:“施主摇支签吧,我们庙的菩萨是很灵的。”看来市场已经渗透到庙里来了。我说:“真的有灵吗?”和尚说:“信则有,不信则无,要看施主是否有诚意。”有诚意就是要把钱拿出来,与门口卖香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。由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着,我也学着别人跪到那蒲团上去,有模有样地磕了三个头,用那两片竹板打了卦,是胜卦。又拿起竹简摇了几十下,摇出一支签来,走过去递给和尚。他问我说:“求什么?”我说:“都有些什么可求?”他说:“有财喜,平安,前程,婚姻,人有的这里都有。”我想着菩萨也真管得宽啊,就说:“求前程吧。”他拿着签在有着很多小方格的木柜里找了一会,递给我一支签条,说:“施主大喜了,上上。”我交给他五块钱,他说:“上上签是十块,难得难得。”我只好把那张五块的票子收回来,给了他一张十块的。我去看签条:
  我对董柳说:“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。”好一会她说:“万幸那你的意思是烫得好?别人的儿子擦破点皮就是天塌下来了,我一波烫成这个样子还是万幸,他就比别人低那么多?”又说:“要低也不是一波他做儿子的低了,他哪点不如别人!”不管我从哪个方面扯出一个话头,都会被董柳冷冷地剪断。一定有什么事情了,她通过儿子来跟我说话:“爸爸洗碗!”“爸爸买豆腐回来!”晚上岳母带一波楼下睡了,我们就整夜地沉默着,用偶尔的叹息回答对方偶尔的叹息。
  我对董柳说:“这雀巢奶粉,就自己吃了?”董柳说:“我想好了,给丁处长送去。”我还以为她说她们医院哪个处长,她手往那边一指,才知道是丁小槐。送给谁我咬咬牙也上门去了,去拜丁小槐的码头,这太伤我的心了。我说:“那你今天晚上给宋娜送去,就说谢谢丁小槐那个电话。”董柳望了我嘲笑地说:“就把我推到第一线?”要不是心怀着鬼胎,哪怕是丁小槐,去谢谢他也是应该的,可现在生怕才进了门,就被别人把五脏六肺看了个透。我想起了自己的誓言,连声说:“我去,一起去,坚决去,完全去,彻底去。”别人无生中有还会来事,我有一个由头在这里没勇气来事吗?答应下来了晚饭吃得不痛快,心中凝了一个结。我对自己说:“还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吗?要把自己看小,看小,像粪坑里的一条——蛆。你一条蛆你还想有尊严?”这种想象太恶心,也太残忍,可我还是不放过自己,逼着自己反复想了好几遍,盯着那种蠕动的样子,不让自己逃开。这样想着,饭嚼在嘴里都要吐出来了,又强迫自己吞了下去。可这样想了还是没有冲开心中那个结。吃完饭董柳在洗碗,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,心里忽地冲出一句话来:“老子毙了你!”我马上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义,就站住了,身体中似乎被冲开一条透明的通道,从头到脚。我把右手缓缓举了起来,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把虚幻的枪,左手贴近了,做了一个上子弹的动作,食指又弯了弯,体会着扳动扳机的感觉,然后顶着自己的太阳穴,心里说:“老子以儿子的名义毙了你,你还没死!”马上感到了窒息的紧张,像有一把真枪逼住了自己,心跳也加快了。我对这种效果感到满意,把手放了下来。去的时候董柳想把蜂蜜拿出来,我说:“一起送去,丁小槐他娘不是老人吗?”就带一波去了。走在路上我说:“人他妈的总是很庸俗地存在,连美国总统竞选时都说自己好,别人不好,他竟敢在电视里对全国人民这么说。连他在电视上都敢说,我脸皮要那么薄干什么?”走到楼下我想千万别被晏老师看见了,我从来没送过什么给他呢,就加快了步伐。上了五楼,我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,想象着给自己戴上了面具,右手又比划出那把枪,在太阳穴上戳了一下。董柳奇怪地望着我说:“干什么,神经病一样。”我说:“干什么?就干那个什么。”董柳敲了门,我对自己说:“你就是来谢谢人家的,难道他还潜入到你心里来搞侦察?”我心里镇静了一点,手中提着东西,心中幻想着那把枪正顶着自己的太阳穴。
  我对进步的理解与董柳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也看重那种有尊严的感觉,但我非常清醒地知道尊严感是靠权力撑起来的,而不是别人真对你有多么崇拜。他们崇拜的是权力,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权力,而不是哪个人,因此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,也会有一样的效果。权力没有了尊严就在瞬间破灭,施厅长让我看清了这一点,所以我对此不抱幻想。我更看重的是参与的感觉,有意义的感觉,承担了点什么的感觉。把这种感觉对董柳说过一次,她竟完全不能理解,她不看重这些虚的东西,就像当年她说“看星星有什么用”一样,有用在她的理解中是实实在在拿在手中的一样东西。后来我又把这种感觉对孟晓敏说了,她也不太理解。说:“什么年代了,别玩虚的。”男人和女人,毕竟是不一样的人。也难怪从来就没有过女哲学家,也极少有女政治家。光玩现实的玩得上层次吗?
  我对自己在《中医研究》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,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。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,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。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,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。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,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,可就是睡不着。我至少明白了,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。世界变了,我怎么办?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,再多写几篇,别人也不当回事。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:“池大为你不错啊,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,厅里也就是你了。”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。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,上班看报纸,下班看电视,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,什么意甲,英超,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,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,为足球疯狂。
  我发誓要重新做人,把过去的自己杀死。决心很大,做起来可不容易。
  我感到了眼角有些涩,眨一眨眼才知道自己刚才流了泪,在风中已经干了。我心中发痛,鼻子酸酸的,泪水又要冲出来。我紧闭双眼,咬着嘴唇,忍了下去。我在坟前跪下,从皮包中抽出硬皮书夹,慢慢打开,把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》轻轻地放在泥土上。十年来,我只看过两次,我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打开它去审视自己的灵魂。我掏出打火机,打燃,犹豫着,火光照着书的封面,也灼痛了我的手指。我拇指一松,火熄灭了。下面有人在喊我:“池厅长──,池厅长──”声音从黑暗中飘来,越来越近。我没有回答,再次打燃了火,把父亲的肖像从书中抽出来,把火凑近了,鼓起勇气看了看,像是一个活人在对面凝视着我。我像被那种目光击中了似的,身子往旁边一闪,浑身发疟疾似地抖了起来,上牙敲着下牙。我左手把书拿起来,纸已经脆了,一碰就掉了一块。我把火凑上去,书被点燃了。火花跳动着,热气冲到我脸上,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。我死死地盯着那一点亮色,像要把它雕刻在大脑最深处的褶皱之中,那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,一点亮色在黑暗中跳动。“池厅长——,池厅长——”声音越来越近。我双手撑着泥土站了起来,在直起身子的那一瞬,我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布满了星星,泛着小小的红色、黄色、紫色,一颗颗被冻住了似的,一动不动。我呆住了。我仰望星空,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,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。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,尽量地升上去,一动不动。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,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,在风的上面,群星闪烁,深不可测。
  我刚上台厅里就要起波澜,我怎么向上面交待?事情不是针对着我的,但担子在我身上。下午我把其它三位副厅长叫来开了碰头会,通报了情况。丘立原说:“我早听说他们要有动作,没料到他们要来真的。”早听说了却不向我通气,巴不得有人把炉子架起来烤我吧!可见小蔡那样的人还是少不得的,不然火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起了火。冯其乐说:“是不是向省里汇报?”我说:“那太大张旗鼓了。如果能从人事厅多要几个名额,把该评的人基本评了,再个别做做工作,看能不能在厅里就平息下去?事情不闹大,省里不会管,舒少华憋了这些年的气,就是想把事情闹大,而我们的方针是安定团结。”冯其乐说:“我跟人事厅顾厅长关系还可以,我去探探他的口气。”又说:“有两个人我还是可以做做工作的。”冯其乐比我大七八岁,我升了厅长,他并没有特别的怨气,这从主动请缨可以看出来。我说:“谁还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?”眼睛望着丘立原,他只好说:“那我也承包两个人吧。”我给省委组织部章部长打了电话,把事情说了,希望他能支撑我,给人事厅打个招呼,他答应了。我又给耿院长打了电话,问郭振华的情况。他说:“已经办退休了,谈过话了。”我问:“什么时候?”他说:“上个月满六十,按政策是自动退休。”我说:“特事特办,郭振华推迟一年退休,工资关系从退休办要回来,这个人厅里要用他。”他还想说什么,我把电话挂了。
  我给陆剑飞打了电话,要他暂时不要把那份材料传出去。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,也不问为什么就一口应了。应了之后他说:“池厅长,这份材料都是从那些建议上原话抄来的,我也没参加整理,这个情况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。”我还没说退,他就在退了。我说:“我要你做的事,你怕什么?”就挂了电话。我想不通为什么开始支持我的人退起来比我还快,连像丁小槐们站出来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。我要靠他们来办事,那叫碰上了鬼。这更使我感到了孤独,陆剑飞还算个主将了,刚开始就连撤退的路线都设计好了。
  我跟董柳商量好了,孩子生下来,就把她妈妈接到城里来。这样就非得再要一间房子不可。随着产期的临近,这事情已经是火烧眉毛了。董柳说:“你能不能想点办法,不然我妈妈就来不了。”我只好到行政科去找申科长。我来的时候他对我那么热情,现在去求他帮帮忙也许有点希望。我打听了下面三楼刚空出来一间房,要过来就解决问题了。我去了行政科,申科长正在看报。我想把气氛调节得亲热一点,脸上荡着笑叫了声“申科长”。他叫了声“小池”,我想跟他握一握手,手伸出去,他双手仍拿着报,把视线从我的手上移开,抬头望了我说:“好。好。”我说:“申科长最近还好吧?”他说:“好,好,好?从哪里好起来?”我正想绕着弯说房子的事,他说:“有什么事,你说。”我说:“倒真有事想麻烦您。”他说:“不然你也不会来。”我就把事情说了。他说:“你的困难,我们是知道的,我们的困难,你就不一定知道了。你的心情,我们也是理解的,我们的心情你理解不理解,还很难说。知道你的困难理解你的心情,并不等于能解决你的问题。房子要有才行,对不?有了要排队才行,对不?”我说:“那总不能让我跟岳母娘住一间吧,那太不人道了。”他说:“天下也不能说事事都人道,我在这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一二年,谁跟我讲过人道这个好听的词?气得死我早就气死了,可惜人又是气不死的。大家都只有忍一忍,叫谁一个人忍着,那人道吗?”他正憋了一肚子气,心里窝着怨毒,我碰着了,也是活该倒霉。可是房子的事,实在是绕不开又躲不过去,我陪了笑说:“申科长您对我总没有什么成见吧?”他说:“我对谁也没有成见,我敢?”我说:“我刚来那年,您把我送到宿舍里,还帮我到招待所去提东西过来,我都还记得。”他淡然说:“我不记得了,我老了,记心坏掉了。我做过什么好事别人要我帮忙的时候总都还记得,平时就都忘记了。”我仍厚了脸皮陪着笑说:“能不能考虑我的特殊情况……”他打断我说:“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情况不是最特殊的。”我站在他面前,真的说不下去了,咬紧牙关仍站在那里,笑着说:“三楼那间空房,空也空着了。”他马上说:“你的信息还算灵,只是还不够灵,那间房已经有安排了。”我说:“那就是说没有办法?”他一只手一捏一捏说:“你说呢,如果我能用手捏几套房子出来,办法就有了。”话再也说不下去,可实在也不能放弃。我退到沙发上坐下,想再找几句话来说。申科长一边看报,一边偏过头去喝着滚烫的茶,长长地出着粗气,像是品赞,又像是叹息。
  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,那里的三个市场按规划只能留下一个。在火车上丁小槐说:“可能我们这个组的任务是最轻的,基本上都定下来了。”我说:“还没去就定下来,那我们去干什么?”他说:“去了以后上谁下谁都有个说法,我们不是凭空上下的,省里出面拍板也有个依据,凭我们厅里也撤不了哪个市场,地方政府辛辛苦苦搞起来的,谁说下就下了?”我说:“鹿鸣桥,马塘铺和街市口三个市场,要砍掉两个,现在说砍谁还太早了,暗访以后才能结论。”他说:“不用访,都是假药成灾,不然部里也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。”我说:“真的都是矮子,也不能都杀了,总要留一个做种。”他说:“留马塘铺。”我说:“马塘铺在云峰县,说起来那是马厅长的老家,但马厅长不会考虑这一点吧?他也没跟我们讲过这个意思。”他说:“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。他说了县工商局曾局长是他的高中同学,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,这不就是话?”我觉得丁小槐可能想得太深了,把马厅长一句话拐了七道弯八道梁地去分析,总是想在话缝里听出话来,哪有哪么复杂?大人物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有意味的,体会的人太多了,就有了意味。我说:“马厅长他不会的,他原则性还是很强的。”丁小槐说:“那我就没话说了。”
  我和董柳送她到门外,转身回来,两人的脸都沉了下来。董柳说:“刚摸到一点希望的边边,又砸了!空欢喜一场,还不如不欢喜呢。你还教我怎么讲话,自己讲话一点不到位,我想舔嘴唇都来不及了。”我说:“老子今天才知道自己还会耸着肩笑,那是人的笑不呢,狗才是那样笑的,你看见过狗是怎么笑的没有?”我心里非常沮丧,看起来自己还是没有素质,这又怎么能够进入角色?想一想当领导可真是一门艺术啊,深不可测!平时听到“领导艺术几个字觉得好笑,在那个位子上了说话自然是灵的,还要艺术?这么看起来,还是自己不曾涉河不知水之深浅。
  我和董柳送一波去省政府幼儿园,董柳看见那么好的条件,高兴得手足无措的样子。出了门她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,一个劲用手背擦眼泪,哭了一会忽然又神经质地仰头笑起来。我说:“大街上呢,别人还以为你捡了宝呢。”她抹着泪说:“我总算对得起我一波了,对得起他了。”横过街她说:“不知我一波在哭不呢,我回去隔着窗户看看。”我说:“哭总要哭几天的。”她拖着我回去,躲在窗户外面看了一阵,说:“总算没哭了。”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到下午我们去接儿子,一波扑过来说:“找到爸爸了,找到妈妈了,这是爸爸,这是妈妈。”董柳抱着他一路亲着出了大门,说:“这么好的儿子,谁有?哪怕是为了儿子吧,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努一把力。”
  我和董柳又带着一波去了马厅长家。一进门我不再说什么一波要找渺渺玩,开门见山说:“马厅长我现在遇到难题了,您替我参谋参谋。”他说:“是工作上的难题还是个人的难题,个人的难题要小柳子给你解决。”我说:“又是工作上的,又是个人的。”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,“我们省里中医界三四年申报国家课题都剃了光头,中医学院那么多教授也没拿下来。我想我是谁?我从来不敢想。一个同学在部里科技司当处长,前几天打电话来要我报一个选题,她可能也能帮一点小忙呢。我看自己的前期成果才几篇论文,书也没一本,到全国去竞争,怎么够份量?试试吧,希望太渺茫了,不试一试又不甘心,万一碰运气碰上了呢?”他说:“你那个同学说话力量够不够大?”我说:“她说她能够影响几个老先生,也不知她吹了牛在里面没有?”他说:“要报你报什么选题?”我犹豫着说:“就是没想好,报什么都觉得自己还不够份量。”他说:“能拿到一个课题,我们厅里科研就上档次了,也让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看一看,让他们也咽一口气下去。”绕来绕去,这个话总绕不到点子上,我不能开口,我开口就明显了一点。要马厅长开口,那更不可能。我又把话题扯到选题,董柳按事先安排好的,在和沈姨说话时不经意地转过头来说:“你要马厅长帮你选个课题,你自己怎么选得出?”又掉头跟沈姨说话去了。我看马厅长的神色,并没有什么变化,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,说:“马厅长您跟我的研究方向差不多,您有经验。”我们又讨论了起来,每当他的设想跟我的既定方向靠近的时候,我就连声说:“好,好。”选题越来越清晰了,我说:“马厅长您这个选题真的很有希望,您也报一个,我报不报都无所谓,反正报不上。只要是我们卫生厅系统搞到手就好,也气一气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,我跟小方说话的时候,他老拿那几个人来压我,我服不下这口气。”马厅长说:“我本来是想自己报一个的,我们厅里连续几年剃光头,我也着急,也不服气啊。可是厅里总是一大堆事在那里等着我,就是不能让我闲一点。”董柳不失时机地转过头来说:“马厅长您亲自出马,希望就来了。”我说:“那我就不报了,把力量分散了总不好,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,这是战略问题。”董柳说:“大为你就在马厅长这里拜个师,请他带一带你。”马厅长说:“拧成一股绳报起来希望大些,做起来也快些。”我连连拍着大腿说:“要是马厅长肯带我,那就再好也没有了,我都没想到马厅长居然这样看得起我,我是受宠若惊了。只是一个课题能不能两个人合报?”我当然知道是可以的,只是想暗示自己根本没想过合报的问题。马厅长说:“应该是可以的。”我吁一口气说: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我们又详细地讨论了选题的论证,由我先起草论证报告,再进一步讨论修改。我说:“课题拿到手,有几万块钱呢。”他说:“几万块钱哪里没有?毛毛虫。难得的是国家课题这块招牌。只要把事情做出来,找个好出版社是没问题的。”我说:“就算课题没批下来,我们也把它搞出来,看省科技出版社愿不愿出。”他说:“我要么不写,写了一定是中国科技出版社,至少是人民卫生出版社,在地方上出影响太小了。”又说:“真拿到了课题,你明年就可以破格报正高,也给我们报博士点添一块砝码。如果我们的博士点拿到了,你也就是导师了。这对你今后是很重要的,现在干部要讲知识化,业务上不过硬,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没底气,给他坐他也坐不稳,不然怎么那么多厅级干部又去赶博士学位?”我说:“我去年先走一步了,马厅长为我想得远。”沈姨说:“老马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呢。”我说:“我心里都明白,人非草木怎么会无知无觉?”董柳说:“他天天在家里念马厅长的好处,到这里反而不说了,他就是这个脾气。”
  我和胡一兵到楼下去等,有丰田车开过来就注意一下。快到时间了,一辆凌志车从我们身边开过,胡一兵说:“这是辆好车。”我望过去看凌若云正从车上下来。我刚想喊,胡一兵扯我一把。凌若云在台阶上站了站,就进了大门。我看她穿着黑色的风衣,披发,转身走去时那种飘感特别有气度。胡一兵说:“几个月不见,凌若云真的变了,你看她的气质,典型的贵妇人呢。”我说:“她本来就是演员,这么一包装,那当然今非昔比。”他说:“我看算了,我今天没想到要约凌若云来,一身休闲服太随便了,走到人家跟前去,怎么开口说话?”又说:“我还以为他开部丰田呢,凌志!连我都英雄气短了。”我也有些气短,说:“没想到胡总这么重的虚荣心,我们过去把话说了,不成就算了。”他说:“我都没什么话说了。你看她那个气派,是刘跃进享受的吗?这种档次的女人,不是百万富翁消受得了的,刘跃进?世界上没有奇迹,我见得多了。连自己的老婆都跟商人跑了,还咬着牙说爱智慧?我就看不出这个智慧有多么智慧。刘跃进他享了两三年艳福,也该满足了。”我坚持说:“还是过去一下,不然也对不起朋友。”他说:“你不知有这一句话?天下就没有对得起穷哥们的事!要去你去。”这时凌若云从大厅里出来,四下张望,胡一兵把身子转过去,扯着我走到街上,说:“何必自讨没趣?”又拨通凌若云的手机,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,改日再谈。透过树丛看到凌若云接了电话,飘到小车旁,开走了。胡一兵说:“刘跃进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,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还会看得上谁?”我们上楼去,我说:“胡一兵你虚荣心太重了。”他说:“有钱人怕更有钱的人,有权的人怕更有权的人。她把凌志往你跟前一停,比打一个耳光还难受,要不钱怎么赚起来没个完?金钱如粪土,亿万富翁才敢讲这句话。百万富翁那是没有资格的。”
  我和孟晓敏分手时没讲明以后怎么办,可回城几天后我心中又有了一种焦虑,想见到她,就给她打了电话,叫她到城里来。见到了她焦虑就释放了,缓解了。以后她每两个星期到城里来一次,我们在裕丰茶楼的包厢见面。她再没提过调动的事,但我在几个月后通过医药公司的瞿经理,把她调到了公司医务室。瞿经理什么也没问我,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,我也不作解释。我想孟晓敏她想利用我的话,现在她已经达到目的了,可能会撒手而去,谁知她的确是全身心投入了,老问我:“将来怎么办?”我知道没有将来,但我不能说。我非常精心地把她编进了自己的生活,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以前听说省里某某领导和生活频道某某主持人有那么一手,还不太相信。现在我相信了,成功的男人有这种渴望,也很容易找到释放的方式。有一次她问我能不能离婚,我说:“别开玩笑,我比你大这么多呢。”她说:“谁开玩笑,年龄不是问题,我就喜欢跟年龄大的男人在一起。只要是你,还多差几岁都不是问题。”我没想到她竟把自己的一生赌在我身上,这使我感动而又恐惧。我说:“你不是问题我是问题,我总不能太浪漫了吧。”她发狠说:“你不相信我,只要你说一句话,你现在就把我全部都拿了去。只要你承诺爱我,给我一个家。”我说:“承诺了又拿去了又办不到怎么办?”她咬牙说:“那我就惩罚自己,我死给你看。”我吓着了说:“我不敢拿你,亲一亲就很满足了。”
  我忽然感到了孤独,事情还得靠大家去做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我也不能把他们都撤了。都撤了他们闹起来,闹到省里,我也不好看。我怀疑他们私下是通了气的,甚至达成了默契,不然怎么都跑来说一套话?丁小槐,他很可能就是只领头羊。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晾了,晾你丁小槐还是办得到的。他以出差的名义带着全家去广州游玩,在小金库报销了,这我知道。去给自己分了几万块钱的加班费,这我也知道。还有,有一辆小车天天接送他儿子上下学,是什么背景?接送的人是雷锋吗?
  我晃着头念了出来,又念了一遍,心想,牢骚不小!嘿,嘿。我说:“对得工,对得工,字也成了体,谁知道马厅长还有这么一手。”心想着他再不阴不阳地说话,我也来几句不阴不阳地顶一顶,别搞错了,今天已不是当年了。马厅长说:“小池啊,听说你这一段狠狠地烧了几把火?”我说:“我还敢放火,那不是烧自己吗?事情它自己燃起来了,还有人闹着要干这个事干那个事讨说法呢,我其实是个消防队员,嘿嘿。”他笑了说:“干得不错,不错,烧三把火也是应该的。谁不想烧几把火?不冲天烧几把,谁知道有新人来了?哈哈哈,哈!”我说:“事情倒也做了几件,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想搞秋后算帐的人平下去了。我也不能把他们铐起来,不给点甜的怎么行?人在江湖啊,身不由己啊,是不是?嘿嘿,嘿嘿。”沈姨抓了机会插进来说:“过年不谈工作。你家一波今年也进初中吧,大为?”我感激地望她一眼,马厅长正用文火慢慢烤我,我虽然用不着怕,但总不舒服。这时渺渺跑过来笑嘻嘻说:“一波哥哥他乱唱歌,大河向东流,天上的星星翻跟头。”董柳说:“他一张嘴从小就不安份。”又说:“看着渺渺一年年快长成大姑娘了。”渺渺脸一红,跑开去了。我说:“沈姨,厅里本来规定了厅级干部退休按离休待遇,群众要上告,我们就只好改了。我们有个内部掌握的条例,只有马厅长一个人还是按老政策办,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,我跟计财处打了招呼,沈姨您就别跟其它人去说了。”马厅长说:“为我一个人定这么一条政策,我不要,不要!”沈姨用力扯了他一下,他就不做声了。我说:“我今天先透个信,过几天我们来拜年,丘立原会正式通知的。”沈姨说:“谢谢,谢谢。”她毕竟明白事情就是事情,今天争口硬气说不要,那以后想要也没法转弯了。现得才是赢家,她明白这个道理。
 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,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。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,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,让马厅长安心。浪费了几十万,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。什么叫政治优先?易处长说:“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。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,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。”我说:“要加快进度。”又说:“留一条通道吧。”他还想解释,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。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,就不再多说。
  我回到房里,抓起那一包东西说:“这是多少?”董柳掂手一掂说:“应该是两万。”我说:“那坐牢够条件了。”她说:“卫生厅要轮到你来坐牢,那你还没资格,批了这么多文下去。你看见谁坐牢了?拿着怕什么,真坐牢了我跟你送牢饭。”我说:“我屁股还没坐热呢,几万块钱我也不是没看见过。”我仔细考虑了,第一,苟医生是从袁震海那里来的,我收下了他肯定知道,可以说他把事情推给我,就是要我做这件事,这样他自己也安全了。苟医生说惯例,那不是空穴来风。第二,难保苟医生身上没带录音机,把那些话都录下来了,将来就是把柄,我一辈子都得被他牵着走,黄泥巴夹在裤裆里,不是屎也是屎。这么一想我决定了钱不能要。我说:“这钱不能要,这比炸药还危险。”董柳说:“那也随你的便,我们那么苦都苦过来了,现在缓过气来了,还怕没口饭吃?”我围着这包钱转了几圈,看了又看,再用手去摸了摸,手心有一种发烫的感觉,我看了看似乎有点发红,赶紧到厨房用冷水冲了一下,手心还是火辣辣的。这种火辣的感受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,想起自己在上任时就下了最大决心,手中的权尽可能用足,但决不做超越界线的事。可想一想吧,两万块钱,往柜子里一塞就是自己的了,特别是,并不要为它去做什么冒风险的事,执照批给谁不是批?钱毕竟是钱啊。现在几万块钱塞过来,还作揖打拱要我收下,可去年为了一波住院,两千块钱还要到处借。人还在这个院子里,还是每天上班,还是这个人,可根本不是一回事了!钱,拿着,事,办了,两厢情愿,难道还有人来咬我不成?这样一想我又犹豫了。在灯下看了一会书,熄了灯睡下。刚睡下又想,万一醒来钱不见了怎么办?也保不定正好进来一个小偷,甚至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钱弄走了呢?我在黑暗中撑起身子,把桌子上的钱抓过来,塞在枕头下,就有了踏实的感觉。睡下来感到硬硬的一包硌着头,左塞右塞不硌头了,可总感到朝着钱的那一面头皮发麻,像原子能在辐射,又像将要起爆的定时炸弹。我对董柳说:“这钱拿着到底是找乐呢还是找苦呢?”爬了起来想给晏老师打个电话,又意识到这事电话里不能说,谁知道哪个角落里有第三只耳朵?就到晏老师家去了。
  我回去把胡一兵的话告诉董柳,她说:“你出去拼它一拼也好,在这里窝也窝了。不过我看你也不是那份材料,奇怪胡一兵竟看上了你。”我说:“最起码有信任吧,再说基本素质也摆在那里了。”她说:“到哪里都是那一套,展不开的人也还是展不开。你在厅里还有一碗干饭,到外面稀饭有一碗没有?不知道。”这一番话让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。我还有一波,有两间房子,还有这个家,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我等着胡一兵再来找我,不知道他银行的款贷到手了没有。一个月以后没有消息,我想着他是遇到了麻烦。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,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有着“门面转让”的招贴。这样的事我天天看见,今天心里却猛地跳了一下,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药店?就让董柳辞了职,来管着店,如果弄得好,我也下海算了,过几年再图大的发展。我回家把这个想法跟董柳说了,她果然有兴趣,说:“别的事我们做不来,这点事我们还是熟悉的。”接下来几天我们一下班就全城到处跑,想找一家门面。又通过朋友到医药公司要了进药的报价单,觉得这件事实在可以做。再找任志强谈了,他也愿意投下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。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好了,在市第二医院对面看好了一个门面,有三十多个平方,谈好月租一千七百五十,一季一交。我心里有点紧张,董柳说:“怕什么,一个人总要有点心理承受能力。”我说:“开始说着好玩的事,现在认真起来了。”任志强也说问题不大,这使我心里轻松了一点。我们跟房主说好了,星期五带钱来签合同。任志强把五万五千块钱给了董柳。
 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,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。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,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。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,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。消息传来,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,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,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。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,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。父亲说:“就算没考上,那还能怪你吗?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。”我心里想:“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,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。”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,那样明年还有希望。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,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。
 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。无法入睡,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。几件衣服,几十本医学书,这就是一切。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,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,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。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,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。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,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,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。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,一下一下生动可感。我仔细摸索了,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。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,慢慢地掏了出来,凑到灯下一看,是本很薄的书: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》。
  我觉得儿子是那种有悟性的孩子,一岁多的时候,就会背唐诗了。他并不懂是什么意思,但背起来的时候一只脚往前迈一步,头一点一点,身子前后一伏一仰地,似乎是懂得的样子。带他出去玩吧,他双手牵着我和董柳说:“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抢我。”说完往董柳身上一靠说:“妈妈抢到了,妈妈劲大。”问她电视里哪个女孩最漂亮,他说:“妈妈最漂亮,妈妈是新娘子,我长大了跟妈妈结婚。”有一次看动画片,大灰狼追小白兔,他皱着眉急得要哭说:“大灰狼不对,大灰狼不对。”董柳说:“大灰狼没有不对,它不吃小白兔,它自己会饿死。”我说:“他这么小,你别教孩子学会残忍。”她说:“你是大灰狼你怎么办?上帝并没有规定小白兔是好的,大灰狼是坏的,好坏那是诗人们捏出来的。大灰狼吃小白兔那是上帝安排的,天经地义,不吃才不对呢。让我选我决不做小白兔,就是这么回事。”董柳跟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,他听了第一次,以后再听,听了一半就捂着耳朵。董柳问:“王后的蓝子里有什么?”他着急说:“没有苹果,没有苹果。”董柳说:“苹果里有什么?”他说:“没有毒药。”董柳说:“有就是有,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。”到了两岁多,一波经常说出一些冷水里冒热气的话来,叫人感到意外。有一次他调皮,董柳说:“你这么调皮,可能是爸爸在医院抱错了,是别人家的孩子。”他马上说:“董柳阿姨,池大为叔叔。”我说:“我的儿子讲话越来越有味了,句句是真理,一句顶一万句。”有次去公园他指着湖中的船说:“轮船没有轮子,怎么叫轮船?”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,他又说:“我的眼睛这么小,船那么大,我怎么可以把船看到眼睛里去?”出了公园他要吃酸奶,董柳说:“两杯酸奶,三个人怎么吃?”他说:“三杯,你吃,我吃,他吃。”我说:“只有两杯。”他不依不饶说:“三杯,你吃,我吃,他吃。”董柳笑了说:“也是个倔的,有其父必有其子,我们家怎么得了!”还有一次他调皮了董柳骂他,他说:“再骂我,我从窗户跳出去。”我觉得好笑说:“你这个胆小鬼,还敢跳窗户?你从床上跳下来给我看看!”他马上说:“我只跳高的,不跳矮的。”
  我觉得自己就这么上了路。既然上了路,我得想想前面有什么障碍,不想不行啊!我把有过交往的人挨个想过去,想着想着就急得心痛,自己以前跟同事说话太随便了,太真诚了,漏洞不少啊!这些漏洞都翻出来,差不多可以用说舒少华的方式来说我了。自己以前没什么想法,说几句怪话别人也不当回事,反正你对他没有威胁。现在可不同了,那些怪话都是要命的子弹,放下去没四两,提起来有一千斤,杀伤力可不小!这么想着我身上的汗一炸就出来了。
 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。父亲怎么也想不到,那几分钟的对话,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。在六一年,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,饿死了。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,六一年我四岁,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。后来父亲告诉我,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,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。“文革”来了,父亲挨了斗,戴着尖尖的纸帽,敲着一面铜锣游街。那时我在读三年级,我迷惑了。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?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?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?那时我心中装满了“黑帮”和“潜伏特务”一类的词,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。同学们唱着“拿起笔做刀枪,集中火力打黑帮”的歌,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。后来人们就忘了他,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。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,两人同病相怜。六七年底,《人民日报》登出了文章,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,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,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,而自己讲的那些话,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,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。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。而母亲,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,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。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,就留在县城了。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“家破人亡妻离子散”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。我读了初中,尽管成绩优秀,仍不能升高中,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。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。
 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。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,那以后还有个完?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《明月初照人》,我说要做实验,已经安排好了。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,这使她大感意外,争执之间她说:“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,那有什么意思?”我还陪了笑脸解释,她打断说:“到底去不去?一二三。”我咬了牙说:“不去。”她说:“你好好想一想,仔细想一想。”我不加思索说:“想好了。”她说:“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。”又说:“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。”扭头就走。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,她没有来。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,向她认错。可这么一认错,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。在极度的痛苦中,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,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自己的,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。毕竟,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。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,我都装着听不懂,忍了,忍了。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?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,一点安慰,平民也可以坚守那种心灵的高贵。
  我开车去中兴路口,总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人跟着我,现在连私人侦探都有了,万一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来了这一手呢?我开车拐了几个弯才向那里去了。孟晓敏穿着黑色的套装站在那里等,看上去还是那么苗条,生机勃勃。她在东张西望,我把车开到她跟前停了,她还没意识到是我。我把车窗摇下来,正想喊她,却看见黑色的裙下一双洁白的腿,细而匀称,离我不到一米,那种质感令人想到没有杂质的玉。我欣赏了有几十秒钟,轻轻叫了声:“孟晓敏。”她这才发现了我,惊喜地说:“你自己开车来的,我还四处张望看你到底从哪个方向冒出来呢。”她上了车,我往城外开去。快出城了她说:“你把我带到哪里去?”我说:“把你带到谁也去不了的地方去。”她一根指头顶了我的额头说:“你真的?就我们两个人?”再往前开,她说:“知道你带我去城南公园。”我哪里敢去,万一碰了熟人,那怎么讲得清?经过城南公园,她叫道:“到了到了。”我不理她,一直开到城郊,找一间卡拉OK厅要了二楼的一个包厢。
  我没吃晚饭,根本就没有饿的感觉。为了向自己证明心中是平静的,我把《本草纲目》拿过来看,可看了好一会儿脑中还是一片茫然。每一个字都是认识的,每一句话都是理解的,可看完一段却不知所云。我强迫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,还有意拿着点声调:“药性有宜丸者,宜散者,宜水煮者,宜酒渍者,宜膏煎者,亦有一物兼立者,亦有不可入汤酒者,并随药性,不得违越。”可读完一段还是不明白。我用力拍自己脑袋,里面有一种空空洞洞的回响。难道我,池大为,就被这件小事把心里搞乱了吗?一件小事,一件小事!
  我没接受胡一兵的建议。我早就下了死决心不做越界的事,难啊!我叫基建处请人对绵绣大厦作了评估,值一亿二千万。听了这个数字我有点心动,用这笔钱把后面的皮箱厂收进来,有二十来亩一万多个平方的土地,盖了办公接,还可以盖几幢像样的家属宿舍。卫生厅中高层干部的居住条件比不上别的厅,很多人都有意见了,我上台了也得在这里烧一把火啊!马厅长在他们不敢说,现在都提出来了。若我打着这个旗号把大厦卖了,自己从中插一手,落下几百万是神鬼不知。两年前有机会我不敢弄,上面有马厅长,现在我怕谁?想起钱可以这样到手,事情还可以办好,真是忍不住心跳,人总是人啊!
  我们放录音机听,她合着节拍唱了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唱完她说:“真的我哥哥有个朋友在省政府,什么时候我们去玩玩吧。”我说;“我不去,那里的人都是人精,你还没拢边呢,他就知道你裆里夹的是什么屎。让别人那样想着,有什么意思?”她说:“有意思也是正常的,其实那点意思人人都想,我也没想过要你池大为是个什么非凡的人,连马克思都说,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呢。”我说:“那你先想,你想到手了,我踩着你的脚印去想。”她马上说:“你是男人呢,男人还要女人冲在前面?”我说:“反正我不去,你想去我陪你到大门口,在门口等三个小时我不烦躁。”她嘴巴一撇一撇地撒娇说:“你还想推卸男人的责任呢!”又把衣袖一捋一捋地做势说:“要我是个男人,你看我把天下打下来给你给大家看看!”
  我们在鹿鸣桥呆了二天,也只发现了四处卖假药的,有两处是假驴胶。这么大一个市场,只有这么点的假药,我感到意外。丁小槐似乎很着急,一定要再仔细搜索,再呆了一天,又发现两处卖假药的。我说:“看起来这里的市场管理还算好。”他说:“好什么好,一点都不好,六个摊位有假药,这还少吗?”
  我摸着本田车说:“漂亮也真的是漂亮,坐在里面那感觉也真的是感觉,只是把细帐一算那帐也真的是一笔算不得的帐。”大徐说:“公家的钱,你算什么细帐。”他说着坐下来抽烟,把细帐算给我听,一辆车三十一万,用十年,每年折旧费三万一。三十一万的利息,每年二万二,养路费,每年六千,汽油,三千五,保养维修就算不清了。我说:“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万多了,还没算这个司机呢?”他说:“你老是记得我,那再加三千。”我说“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?”他说:“公家的东西,能算这么细?这东西本来就是个耗钱的主。”我说:“这么个东西,花费摊到每一天,差不多两百块钱,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。你看那个赤脚医生,门口跪了那么久,才接了十多块钱去了。”他说:“人跟人能比吗?比不赢的那只有去一头碰死,谁叫他不当厅长?厅里是个好码头,人就是要停靠个好码头,还不说赤脚医生,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开车,累了几倍钱还要掉下来一大截!码头不同!厕所里的老鼠吃屎,见了人到处窜,仓库里的老鼠吃谷,见了人大摇大摆,码头不同!”我说:“有些帐你不算不知道,一算吓一跳。”他说:“你当了厅长你就不这样想了,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,化工厅杨厅长坐凌志呢,到省里开会,两部车停在一起,别说厅长,我心里都不舒服。你没看见郑司机开了那部凌志的派头,抽烟都是这样点火的!”他说着叼着烟仰了头,掏出打火机做点火的模样,“那我就只能看着他甩派头!幸亏还买了这辆车,给我挽回一点面子。”
  我拿了信,跑出研究院,叫了的士全城到处跑,找了十多家打字复印社,都关门了,拍也拍不开。终于在南小街找到一家,卷闸门已放下来一半。我弯了腰对里面的人说:“有一份紧急材料,麻烦你们复印几份吧。”里面的人说:“几张纸我还懒得开机呢,还要预热。”我说:“一份抵三份,总可以吧?”就印了十五份,给了三倍的钱。回到大院我又敲开晏老师的门,把事情说了。他说:“人家才是搞政治的呢。私下散发材料,那不是破坏安定团结吗?这是非组织活动,上面最反感的就是这一套。舒少华跳到黄河也别想洗清了。”我说:“我在马厅长家的表现是不是太过了一点?”他说:“一点也不。他当然明白你的情绪夸张了一点,有表演性,这不要紧,问题是你跟他站在一起了,这才是要紧之处。有了这一点其它都无所谓了。大人物看问题只看实质,忽略细节。你给他送点人参什么的有什么用,他少了什么?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,这是大问题,其它都不是问题。在圈子里,谈不上永恒的朋友,也谈不上永恒的敌人,只有永恒的利益。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是最真实可靠的,也是最稳定的,除非有一天利害关系变了。他交给你这个任务,就是相信你,把你看成自己人。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,但有一次也就够了。大人物是讲人情的,更是讲功利的,你支持了他,他必定会给你回报,这也是游戏规则,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,以后谁还会跟他走?不只是市场上才讲交换原则。”我说:“那一群人就被我害死了,我于心不忍。”他说:“那你讲良心去吧。”又说:“别以为你有那么重要!他们的命是注定了的,以为自己是学术权威,不知山高水深!”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点,那些人注定要倒霉,我怎么样他们都是逃不了要倒血霉的。
  我捏着那十五块钱,简直没有勇气往大门口走去。不能说古处长说得不对,可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。马厅长是不是给古处长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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