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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位子上,不知我的难处啊!

士还是好多了。第二天任落下的亏空,我着那个急干什么?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。第二年的钱拿到手,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,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。消息传出去,厅里都轰动了,都说好,好,好!算下来,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。奖金到年终再发,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。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,讨论分配方案,大家的一致意见,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。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,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点,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。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,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就显得孤立了。丘立原说:“什么叫改革开放?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,抛弃平均主义。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我们厅里怎么体现?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,可日子还是要过吧。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,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,现在也不敢了,不然过了线,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呢。怎么办?大家也只有靠厅里。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。”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,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。在那一瞬间就下了决心,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,甚至弄下来,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。冯其乐说:“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,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,把标准定下来,不搞暗箱操作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导向渐渐明了,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构想是不对的。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。话可以有很多说法,但不论怎么说,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,结论是既定的,理由可以慢慢找,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。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,就指定办公室黄主任去草拟这个文件。等我出差回来,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。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,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,五万,冯丘几位是二等,四万一,丁小槐他们是三万,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,工人则只有二千八。他说:“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。”我说:“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?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。”他说:“他们,他们,……要按他们的意见,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,那不是平均主义吗?”又说:“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,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,才这么定的。”黄松林去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,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。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,不把他们安顿下来,工作就无法开展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,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。他们会骂人,会感到心寒,会骂我是强盗,撕下脸皮来抢钱了。但也只能如此,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,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。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?坐在这个位子上,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,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,我才能坐得住。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,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,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,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。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,骂我是强盗,那也只好由他去。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,不知我的难处啊!
  尹玉娥爱唠叨吧,可没有压力,这跟丁小槐不同。我爱听就听,不爱听吧,就到图书室去看书,或者找晏之鹤下一两盘棋。精力过剩就借了棋谱来钻研棋艺,不久便大有长进。俗事都已放下,欲念不甚强烈,天下已经渺远,这样时间过得飞快。看着厅里许多人围绕着权位时时盘算日日焦虑,觉得非常可笑。我以看表演的眼光看那些人,这是一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,他们把鼻子前的那点东西,那点转瞬即逝的东西看得太重了,不能放开眼光往远处看。就算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吧,也只是脸盆里的风暴,是一粒芝麻,是臭虫放的一个屁。一个人,他能老是琢磨着那个臭虫屁吗?好几次我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别人:“马厅长前面是谁当厅长?”大家都知道是施厅长。施厅长前面呢?就没有人知道曾有过一个聂厅长了。聂厅长前面,连我也不知道了。聂厅长已经作古,想当年他也风光过的,还不是世事如烟?时间使一切重大的事件都变得意义暧昧。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,看他们那一群俗人,每天就动些小脑筋,搞些小动作,撑破了天当个处长厅长,也逃不脱随风飘逝的命运。那么察颜观色低三下四拉拉扯扯,值得?想到那些为了某种坚守,生前受尽磨难而在时间之中永垂不朽的人,他们才令人口服心服呢。又把他们的书找来重读,越发觉得博大精深韵味无穷,这样我感到了一种登高临远的安宁。我又何必盯着自己的鼻子尖,碌碌于身边的琐事?我要展开心境,看一看天边的风景,想一想远处的事情。
 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,我池大为虽然穷,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,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。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“有层次的”朋友,我陪她去了几次,觉得格格不入。那些人的优越感,我感到非常可笑,他们却十分认真。特别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,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,医学院的教授。我别扭得不行,也只好点点头。事后我生气说:“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!”她说:“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,如果连教授都不是,他们会有想法。”我说:“管他怎么想呢,他算老几?”她说:“你怕什么,他们又不会去调查。你也理解理解我。”也许,我是得理解理解她,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,她爱面子。可她说顺了口,对谁也这么说,我生气也没有用,她不在意,说:“大为你别太认真,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。”我说:“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,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。”两人争了一会,我还是退下来了。她是许小曼,我不能跟她生气,我只能憋着自己。
  用公车办私事,公家的司机,汽油和养路费等等,比自己的车还方便;
  悠哉游哉岂不快哉冷暖知哉岁月逝哉又岂有惶惶哉
  有了职称,又有了位子,好事要送到你鼻子底下来,不要都不行。我的工资一年里提了二次,厅里又给家里装了电话,每个月报销一百块钱电话费。想一想这一年的变化,真有一点要飘起来的感觉。老婆调动了,房子有了,职称有了,位子有了,博士读上了,工资涨了,别人对我也客气了,我说话也管用了。权就是全,这话不假,不到一年,天上人间啊,再往前走半步,真的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,这半步的意义实在大得很,不追求不行啊。以前看着别人为了那半步绞尽脑汁,怨气冲天,哭哭啼啼,觉得非常可笑,大男人的,值得吗?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这半步的份量和含金量。人嘛,也不能说谁是野心家,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,批判什么人说他是野心家,那实在是很可笑的。我以前一点野心没有,谁又照应过我那么一点半点?世界太现实了,圈子里尤其如此,人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。鼻子底下那点东西我肯定是要的,虽然我有时又跳出去把它叫做“一堆牛屎”。人生一个基本的出发点,就是只能站在自己脚下这几寸土地上去想事情,而不能跳出去想,跳出去想自己什么也不是,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东西什么也不是。对世界来说我渺若微尘,可有可无,我什么也不是,今天就死了地球照样转,可对我自己来说,我就是意义的全部,我的存在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。世界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的反差实在太大太大了。人就是这样可悲可怜可叹。鸡每天琢磨什么?鸡从来不琢磨意义问题,它琢磨那几粒米。自己每天都在琢磨什么?像猫一样警觉,把捕捉到的每一个信息,一句话,一个动作,一种眼神,一丝笑意等等仔细地加以分析,并力图通过这种信息钻到对方的潜意识中去。晏老师告诉我的处世之道百试不爽,对任何人,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就行了,可千万不能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,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时用的。
  有人敲门,是马厅长。他说:“小丁他就睡了?”我说:“他有点醉了。”他说:“什么时候他醒来了,就说我来过了,没叫醒他。”我说:“要他过去吗?”他说:“说我来过就可以了。我也早点睡了,今天喝多了点,喝多了,你说我也喝多了。”我看了会书,正想熄灯睡觉,丁小槐爬起来上厕所说:“酒醒了,酒醒了。”我说:“马厅长他来找你,没叫醒你。”他着急说:“大为怎么不叫醒我?可能是叫我去磨……磨……下棋?”一边抓了衣服要穿,口里说:“都这么晚了,这么晚了,我怎么一下子就睡着了呢。”就要过去。我说:“马厅长早就睡了。”他口里“哎呀,哎呀”地叹着跑了出去。我追到门边说:“马厅长说他睡了,他也喝多了。”他没听见似的,跑到马厅长房门口,趴在地上看里面有没有灯光。看着他屁股那么翘着,我想:“看看这个中国人吧!”他回来说:“真的睡了,我怎么睡得那么死呢?”又问我马厅长说了什么。我说:“要我告诉你他来过了就可以了。”他说:“还讲了什么,原话是怎么讲的?”我笑一笑说:“原话,我也记不来了。他说自己喝多了吧。”他坐在床边点头说:“我心里想什么,他都知道。马厅长毕竟是马厅长,说来说去还是马厅长。”我想:“丁小槐毕竟是丁小槐,说来说去还是丁小槐。”他躺下去说:“我前面醉了,醉得一蹋糊涂,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”我真的差点要笑出来,那根骨头还没丢下来呢。他说:“我说了什么醉话没有?我一般喝醉了就不知天高地厚姓啥名谁。”我说:“你没醉,今天是你一生中最清醒的一天。”他说:“怎么能这样说?我真的醉了,醉话一般都不算什么话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,没说谁的坏话吧?我说了你的坏话没有?”我说:“你没说,你没说。”他说:“那就好,没说谁的什么坏话就好。”他熄了灯躺下去说:“是的,我想起来了,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说了什么?什么也没说。”
  有天半夜里一波哭了,董柳爬起来一看,一波的手伸到摇篮蚊帐外,被蚊子叮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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